1918年，唐继尧让妻妾以打麻将的名义，将手下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芳约到家里，还没打几圈，唐继尧就毫不避讳的表示楼上有好多古董，邀请钱秀芳一同上楼观看！
1918年初春，昆明“云南王”唐继尧的府邸里，一场牌局刚刚开始。
受邀前来的，是滇军将领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芳。
麻将牌碰撞的清脆声响，掩不住空气中的一丝诡谲。
没打几圈，男主人唐继尧便踱步进来，他目光掠过牌桌，停在钱秀芳身上，随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邀约：“楼上有几件新得的古董，颇为别致，钱夫人可有兴致随我上楼一观？”
此言一出，满座寂然。
在场的唐府女眷低头敛目，装作未闻。
钱秀芳面色一白，寻了个借口匆匆离去。
这场短暂的牌局，最终将一段同窗之谊、袍泽之情，碾碎在绝对权力的欲望车轮之下。
要理解这场牌局的重量，需回溯唐继尧与庾恩旸的过往。
两人年龄相仿，同是云南子弟，先后赴日本留学，同在振武学校、陆军士官学校攻读炮兵专业。
在异国的樱花与革命思潮中，他们加入了同盟会，结下同窗兼同志的情谊。
1909年，二人学成归国，正值山雨欲来。
辛亥年昆明“重九起义”，他们是紧密的战友。
庾恩旸力主速发，亲率炮队猛攻总督署。
唐继尧参与密谋，协同作战。
云南光复，两人一文一武，成为新政权的重要支柱。
在护国战争中，庾恩旸在前线或后方负责关键的军政、后勤，唐继尧则坐镇中枢，运筹帷幄。
表面看，这是标准的革命搭档剧本——同乡、同学、同志，理应肝胆相照。
然而，当唐继尧攫取云南最高权柄，成为说一不二的“唐帅”后，权力的腐蚀悄然开始。
昔日平等的情谊，逐渐被森严的上下级关系所取代。
唐继尧的野心与私欲，随着权势膨胀而失去制约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唐继尧对庾恩旸那位出身富家、仪容秀美的妻子钱秀芳，生出了觊觎之心。
牌局上的公然邀约，绝非一时心血来潮，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、充满侮辱性的试探。
它测试的不是古董的成色，而是权力触角的边界。
唐继尧以这种方式，向钱秀芳，更是向她的丈夫庾恩旸，传递了一个清晰而冷酷的信号——在云南，我想要的，没有什么能阻挡，包括下属的妻子。
这对庾恩旸而言，是前所未有的羞辱与危机。
一边是手握自己生杀予夺大权的顶头上司，一边是结发妻子与家庭尊严。
他无法公开反抗，那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乃至灭顶之灾。
他也无法真正忍下这口气，那关乎一个男人最基本的体面。
于是，他只能将惊怒压在心底，加强戒备，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与不安。
而唐继尧，从这次试探中，或许更坚定了“庾恩旸乃障碍，必须清除”的念头。
障碍清除得迅雷不及掩耳。
牌局风波后不久，一纸调令将庾恩旸派往贵州毕节，名义是剿匪靖边，实则是将其调离权力核心与亲信部属。
1918年2月18日，抵达毕节行营仅一天的庾恩旸，在住所内被其贴身勤务兵李炳臣枪杀，年仅34岁。
李炳臣随即被抓获，未经深入审讯即被就地正法，线索就此断绝。
一切都太过“巧合”，手法堪称粗糙，却异常有效。
在军阀割据、法纪荡然的时代，一位有功将领的横死，真相往往湮没在权力的黑幕之后。
尽管军中哗然，疑云重重，但无人敢公开质疑那位远在昆明的“唐帅”。
唐继尧则上演了一出完美的政治表演。
他“悲痛万分”，追封庾恩旸为陆军上将，给予优厚抚恤，举办隆重葬礼，甚至请得孙中山先生题写挽词。
一面是血腥的刺杀，一面是极尽的哀荣，虚伪与残忍交织，构成了民国乱世一幅典型的权力肖像。
庾恩旸死后，故事的走向更显悲凉。
失去依仗的钱秀芳，在唐继尧的权势与“关怀”下，最终被迫改嫁，成为唐的妾室，改名钱文琴。
而唐继尧，在除掉昔日战友、霸占其妻后，似乎毫无心理负担，继续扩张势力，过着妻妾成群的奢靡生活。
此事如同一剂剧毒，深深侵蚀了滇军集团的肌体。
其他将领目睹有功之臣竟因妻室招祸、惨死非命，难免生出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”的寒意。
他们对唐继尧的忠诚，从基于革命理想与袍泽之谊，蜕变为对暴力的恐惧与利益的苟合。
内部的信任基石已然崩裂，为日后滇系内部分裂埋下了伏笔。
唐继尧本人也在权力巅峰后迅速坠落，1927年在部下兵谏中被迫下台，不久病逝。
庾恩旸的弟弟庾恩锡，无力复仇，遂弃政从商，创办了一家卷烟厂。
他将其主打产品命名为“重九牌”香烟，旨在纪念其兄曾热血参与的昆明“重九起义”。
这个品牌，历经百年，传承至今。
而庾恩锡的孙子，在多年后成为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明星——庾澄庆。
一段惨烈的民国往事，竟以这样的方式，在现代流行文化中留下了遥远的回声。
那场1918年昆明府邸里的麻将牌局，清脆的洗牌声，仿佛在为一个时代的无序与残酷，敲响了前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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